至今还没有看到那个国家主要依靠搞“运动”和

  仅管北大和清华在世界上还不入流,但在国内,却由于受政府的大力扶持及长期历史发展及媒体的炒作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位居中国高校的顶端,无人能比。由此成为全国优秀考生的“圣地”。但是,两校每年分配给各地的招生计划却极少,相反,两校每年在北京的招生指标投放却要多得多,显然缺乏公平。为此,多年来,各地人大代表,考生家长等反映强烈,许多地区的优秀考生心理失衡,家长怨气冲天,人大代表意见成堆。凭心而论,并非北大和清华如此,至少绝大多数高校在其所在地的招生计划数普遍多于外地,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吃当地的饭,不得不如此,再考虑到北京的权力部门级别高,数量多,这一情况就更容易使人情不自禁去揣摸其中的奥妙所在。不过,其它高校情况毕竟与两校不同,即便暂时维持现状,矛盾似乎还不尖锐。而北大清华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因为两校更有理由被视为全中国的北大和清华,而不是北京的北大和清华,是全国人民的北大清华。别的不讲,仅是国家实施的“985工程”,就向两校分别投入18个亿。这说到底还不是全国人民的钱(当然其中一小部分也包括北京人民的血汗)吗?其它高校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吗?同时,两校招生涉及的考生虽属极少数,但影响太大。只要看一下全国的媒体和重点中学每年是怎样炒作的就足以得到证明了。

  简言之,正是由于北大清华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应当首先考虑变革两校原有的招生指标投放办法。有人建议,单独为两校制定全国统一的录取分数线。但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做法,道理很简单,如果照此办理,贵州、西藏等一些西部教育较为落后的地区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进入两校,考虑到扶持教育落后地区及社会稳定,此种办法不宜采用。笔者建议:不妨按全国各地的考生数量均衡投放两校在各地的招生指标,依据当地的录取分数线录取,既相对更公平,又具有可行性。具体做法是:假如:北大清华每年的全部招生计划总数为7000人,全国同年约有700万考生,那么可按每万名考生为计算单位,均衡分摊两校的招生指标。经过计算,则每万人分摊的两校招生指标约为10人,如果该地共有考生10万人,那么两校分配到该地的招生计划数即为100人。总之,考生多,招生指标就多。反之亦然。重庆今年有13万考生,若照此办理,则应获得招生指标130人左右。这样,可能各地都愿意接受,从而避免那种同样的高分考生,在山东,在湖北或其它什么地方无缘进入北大清华,在北京或许却能如愿以偿的不合理现象。这种办法既比原来的方案更公平、公正,又避免了上述办法的弊端。当然,此点为基层教育主管部门所力不能及,需要教育部出面协调解决。

  二、继续收取择校费,但要规范其用途。近年来,对于择校费,社会争论激烈,众说纷纭,难以定论。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方面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市场需求旺盛,明显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既“捉鬼又放鬼”,在与重点中学一起共享利益的同时,又不断出台花样翻新的各种制止乱收费的举措以平息社会的不满。试计算一下:位处重庆市沙坪坝地区的一些重点中学,面积不大,教师人数不多,随着高中的不断扩招,每年却要招收新生16个班,其中一半为计划外招生,共计400余人。最高每名学生的择校费收3.5万元,最低也要收5000元。那么一个高一年级,会收到多少钱?这里还没有把初中阶段的择校费包含在内。也就难怪这些学校的设施之先进(可能应该称为豪华更为恰当),教师福利待遇之高,与重庆许多地方的普通中小学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笔者以为:

  第一,既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还无法基本解决各校间的不合理的差距问题,重点中学总是少数,既然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当然应该继续按现有的所谓“三限”政策收取择校费。这总比少数人凭借手中的权力强制重点中学收取学生要相对公平一些。现在倒是要注意防止:目前仍有人凭借权力和关系迫使学校少收钱,应该是完全按中考分数作为唯一标准收费。分高少收,分低多收。在分数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每所重点中学收取的择校费全部上交。再由有关部门按一定的比例返还重点中学,以满足其办学之需,其余绝大部分必须下拨各区县的普通中小学,加强这些薄弱学校的建设。重点中学的品牌效应是经过较长历史时期的发展而来,属于国有资产,当然也包括了重点中学广大教职员工的不懈努力。但是,它绝不能成为小团体谋利的源泉和滋生腐败的温床。与之配套的措施包括:一是市人大代表有权查看此项费用的收支状况,并向社会公布,附带说一句,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真的愿意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在实处,有胆量公布此项费用的流向,那肯定是一笔惊人的数字,如果再与我市一些普通中学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学校的人均办学经费和办学条件相比,可能更令人难以置信;二是重点中学可能不再具有大规模招收择校生的积极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作为强制计划要求其完成招收任务。进一步讲,所谓重点中学,依笔者的肤浅理解,应是在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帮助和引导其它普通中学提高办学水平等方面对其它中学起到示范带头和帮助引导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在抢挖别校优质生源,大搞超标建设,享受更多福利待遇上做出“表率”,处于相对边缘化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的普通中小学恐怕对此只有望洋兴叹的份罢了。恕笔者直言,重点中学的领导和教师若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建议,虽不至于暴跳如雷,或许心中也不太舒服,但只要到农村中小学实地体验一下,直至到普通中学及农村的中学任教一段时间,进行换位思考,是否会觉得笔者的建议多少有点合理性和必要性?

  综上所述,所谓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全面贯彻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体现在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择校费问题上,理所当然地就必须真正办点实事,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中送炭。全市重点中学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对此责无旁贷。

  三、暂停高校扩招。自1999年的高校扩招,招生数量急剧膨胀以来,教学质量下滑,学校管理混乱,师资紧张,办学设施不足也随之应运而生。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已日益显现出来。高校扩招其实主要出于一种政治考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有其必要性。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高校扩招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又能拉动内需,增加消费。不仅如此,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市场需求日益增长,高校出于自身利益也乐观其成。于是,政府、社会、高校三者合一,齐心协力以“”的方式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终于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观。而且,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之却推波助澜,大加赞颂,竭力鼓吹继续扩招,或者“谆谆教导”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去竞争本来由高中生就能从事的低层次的工作。要知道,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供养一个大学生要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且也是对人才的一种浪费。此举无疑于陷考生和他们的家庭于不跳崖就跳河的两难处境之中。

  多少懂得一点教育的人都知道,它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作为长久之策。不管怎样,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违背规律的做法或许可以成功于一时,却无法辉煌永远。最终必然欲速则不达。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至今还没有看到那个国家主要依靠搞“运动”和“突击”来办教育获得成功的范例。

  种种迹象表明,高校扩招确已走到了尽头,再这样下去,大学毕业生将来越多,总体素质和能力水平也越来越低,那种“真的假文凭”将充斥于市。一些人所称的“现在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水平只相当于80年代的本科生和专科生的水平”的说法虽过于偏激,却正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变为现实,当年享受到扩招好处,得以迈进高校大门的学生却又因就业的困难使到手的好处最终“鸡飞蛋打”,到时,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因为扩招对政府的感激可能因为高校办学质量的下滑及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出现而转化为不满。有意思的是:至今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不愿意公开承认教育质量的滑坡,(当然,谁愿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呢?)另一方面却又迫于社会压力,通过本科教学评估、要求高校抓就业率等措施以试图遏制高校办学质量近年来出现的下滑趋势。这种忽东忽西、没有章法的政策指挥棒使高校在享受扩招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开始逐渐品尝到了质量下滑、管理混乱的苦果。君不见,一些国家开始严格控制对我国颁发的文凭的认证。许多学生家长包括人大代表不也开始产生诸多抱怨了吗?

  所以,笔者建议,至少在未来一个时期,高校应该暂停扩招,将主要精力用于提高办学质量及学校硬件建设上来,确保文凭的“含金量”不至于减少得过快。待条件趋于成熟时再适度增加招生。客观上,此举的确会影响升学率和高校的一些利益。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出于大搞名不符实的“政绩工程”的需要,如果我们能着眼长远,真正期盼中国高等教育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话,那么牺牲一点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又何尝不可呢?